2015年起，他指使下属采取虚构工程项目的方式，伪造工程合同及验收报告，并令人冒用他人身份先后注册成立了两家“皮包”公司，专门用于虚开建筑类发票，总共套取财政和扶贫发展专项资金518万余元，其中扶贫资金90余万元。在套取资金的同时，他还以乡财政资金困难为由，13次从乡代理办违规挪用村级集体资金和村民互助资金435.2万元，其中最多一次，挪用资金高达80万元。

从近些年的判例来看，食品药品领域中职业打假人的诉求大多得到了支持，其他领域中，由于很难认定购买者是职业打假人还是消费者，打假人的诉求也部分得到了支持。

《专访证监会首席律师：证券集体诉讼进展如何?》比如，像媒体报道的，利用互联网手段接近未成年人，在游戏论坛通过给儿童购买装备等引诱儿童，通过社交平台裸聊等，有的从线上转到线下发生性侵。“现在，不少国家对此设置了专门罪名online-grooming（网络性引诱），欧洲委员会《保护儿童免受性剥削与性侵害公约》里也列入online-groo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