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小平也不知道，我们寻找的路径是否正确，“如果地址是对的，那户人家丢了孩子为什么不报警？或者，地址找错了？也许我把孩子拐跑之后，那个家庭就破裂了，两口子离了婚，又各自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不方便出来相认了？”她有很多猜测，“我只想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找到了我就去坐牢，给自己赎罪。丢了孩子的妈妈，一定一辈子都在找这个孩子，是我害了她。”

“这十多年，我都被犯罪嫌疑人这个身份压着，一直怕别人看不起。”徐善瑾说，多年来他反复找检察机关，案子一直未结。2017年4月，他从电视新闻中得知安徽省检察院巡视组进驻蚌埠市，便跑到蚌埠向巡视组递交了相关材料。此后，安徽省检察院要求蚌埠市检察院调查此案。

《发改委:抓典型案例助“银发族”跨越“数字鸿沟”》21岁，何小平有了第二个孩子，也是个男孩儿，腊月里生的，十个多月之后，也是深更半夜，又死了。何小平回忆，当天吃了晚饭，孩子哭闹不止，哭到半夜不哭了。她想起第一个孩子也是这么死的，生怕这个也死了，慌忙抱到镇上医院，医生说已经死了。她抱着死去的孩子往家走，她不能让村里人知道她又死了个孩子——死一个死二个要遭人笑话的。她敲开村里的独身哑巴的门，给了哑巴10块钱，连夜到河边挖个坑把孩子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