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从事儿童保护的相关工作者对此亦有体会。“女童保护”团队公益宣传女童保护，孙雪梅观察到政府近年来对性侵日益重视，请她们进校园作预防教育的学校、教育部门、司法部门越来越多，但她缺乏更多的志愿讲师。面对不少需要心理支援的求助，她感到无力，“我们只能再去找专业人员介入，这应该借助官方力量由专门、专业团队来做”。

为进一步强化震慑，花垣县一方面对全县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摸底建档，另一方面在花垣全县所有村寨的“村级权力监督微信群”、官方微信“边城清风HYJW　”、县电视台等媒体公开举报电话，连续通报精准扶贫领域和“雁过拔毛”式腐败案例。李明说：“身边的朋友、同事转发这些微信和通告，我都不敢和大家讨论，只在没人的时候偷偷看，担心微信上通报的典型案例哪天就轮到自己。”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5年来25件国家赔偿典型案例》在中国，没有机构公布大样本量的性侵儿童数据。最高法院公布过猥亵儿童犯罪数据，2013年至2016年全国法院审结10782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