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但客观上来说，这样的隐私困扰还没有构成对整个社会的威胁。在胡凌看来，它还大多停留在物理层面和空间层面。。

《两高将“英烈保护”纳入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据新华社报道，经财政审计部门反复核算后，调减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30亿元，占总量的26.3%，同时调整了2017年收支预算预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