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乱晦暗的走廊，破烂的房间，十几名中国工人正在走廊里来回穿梭。其中有几名男性头部或手部都缠着绷带。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这里，没有一个人会讲俄语。在二楼的一个房间中，一名调查员正在中文翻译的帮助下对伤者进行询问。与此同时，制鞋公司的一名俄罗斯工作人员在电话中与某位人士达成了向工人提供人道救援的共识。

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困难家庭，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家长因此又不情愿。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

《家长攒班,教师偷偷授课 上个课还得签保密协议？》皮艺军对《财经》记者说，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宏观有关，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然起到积极作用，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性侵儿童报案难、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