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1月2日，2018年新年上班第一天，武汉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新年作风建设大会，通报了2017年全市机关中层处室、基层站所“十优满意单位”和“十差不满意单位”名单，三位单位代表轮流站上主席台，分别作典型发言和检讨发言。

《中国经济的韧性｜求解：牧原股份高速成长之谜》李莹说，在司法实践中一种处理是被告人有赔偿能力且愿意赔偿，经法院调解，被告人会出钱赔偿，但这需要受害方出具谅解书以在量刑上从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