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文颖称，目前中国现有的刑法罪名还不能充分打击性侵儿童行为，同时一些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量刑等与国际相比，对儿童的保护力度有待加强。而近年出现的一些利用新技术手段针对儿童的犯罪，是否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经验进行立法完善，也值得研究。

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北京30日新增2例确诊详情 顺义一村庄升为中风险》李莹所在的中心，公益提供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有一个孩子自述被老师性侵，“在朋友鼓励下报警，并向我们求助，我们很重视给她提供法律援助，但她又放弃了”。她认为，不少儿童不敢、不愿说出来，与熟人圈子存在的权力控制关系、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偏见、传统观念、可得到的社会支持等也有关。她了解到一些性侵案，受害者不止一位，“但她们有很多担心，不敢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