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一位公众人物在社会中获得的成绩和利益越多，就越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其中之一，就是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不要一味去迎合青少年的叛逆心理，更不能践踏法律的红线。

《伊朗政府批准向乌航客机事件遇难者家庭进行赔偿》林绍纲到作协时，正赶上丁玲和陈企霞分别提出书面申诉，要求对1955年的“丁陈反党小集团”结论给予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