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经济数据造假的原因和动力，很难简单归因，但根本上讲，仍是过去“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畸形考核机制下的产物。

他还说，性侵也是分层级的，他遇到一些案例，比如把女孩裙子撩起来摸下体，“其实这也是性侵，但与长期的猥亵、强奸不同，这类轻微的案例也比较多。如果证据不能固定，就难以认定构成犯罪”。

《最高法：工资欠条为证据起诉可按民事纠纷受理》杨延丽是一位“新北京人”。她2006年来北京读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公司没有“留京指标”。按照北京的限购政策，她要工作并完整纳税5年后才能有购买商品住宅的资格，获得保障性住房就更是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