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莹也常遇到这种情况。有些孩子开始不能识别性侵，等时间一长更缺乏证据。“等意识到后向我们求助，但因为证据问题，我们即便知道事情可能是真的，也没办法帮助她。”

杨延丽是一位“新北京人”。她2006年来北京读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公司没有“留京指标”。按照北京的限购政策，她要工作并完整纳税5年后才能有购买商品住宅的资格，获得保障性住房就更是奢望。

《成都疫情溯源：一起境外输入病例关联的本土疫情》今年5岁的宋小思是清波红苹果幼稚园“章鱼班”的一名学生，2017年11月28日晚上，宋小思告诉妈妈郑鑫，因为自己在课堂上和同学讲话，惹王老师生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