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从事儿童保护的相关工作者对此亦有体会。“女童保护”团队公益宣传女童保护，孙雪梅观察到政府近年来对性侵日益重视，请她们进校园作预防教育的学校、教育部门、司法部门越来越多，但她缺乏更多的志愿讲师。面对不少需要心理支援的求助，她感到无力，“我们只能再去找专业人员介入，这应该借助官方力量由专门、专业团队来做”。

大部分分析人士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此举的目的在于使地方的调控政策更加合理化，而不能简单理解为“松绑”。杨红旭还指出，与热点城市相比，限售应是弱二线和三线城市的主流调控政策。

《新突破！中国城乡低保标准分别增长7.7%、11.3%》童小军对《财经》记者说，对儿童取证，应结合孩子不同年龄段、不同情形判断用不同方式。有些性侵案中的孩子不到两岁，不可能用语言交流。“研究发现，9岁-12岁的孩子是性侵儿童案相对集中的年龄段。”但这个年龄段或再大点的孩子，可能遭遇这类事情后不愿说话，想让他说出来也很难。